沙市紧靠长江边上，原有一条很长的堤街，我的家就住在这条堤街上。从我生下来直到1952年修建荆江分洪工程，拆除了堤街上的所有房屋（1500多栋），我才离开这条堤街，它伴我度过了整个童年和少年。

沙市是长江北岸的一个重要港口，当年陆路交通不发达，长江沿岸的来往货物和出行的旅客，大多靠这条“黄金水道”运输。小时我常到江边看水，每到汛期，长江波浪汹涌，惊涛拍岸，浑浊的江水挟着从上游被洪水冲散了的屋架、牲畜、及人的死尸急流直下，人们一日数惊；汛期一过，江水又是那样平静温顺，宽阔的江面上，清澈的江水緩缓流动，波光粼粼。江心白帆点点，船工号子声声，舟楫如织。沿江上下，停满了大小船只，有四川帮的、湖南帮的、江浙帮的……母亲常给我一个竹篮，要我到湖南船上去买红苕，因为船老板从产地运来的红苕，要比市面上便宜很多

沙市背靠沃野千里的江汉平原，据“水陆之要冲”，商贾就堤设肆，堤街便应运而生。据史料记载，沙市的堤街原建于北宋熙宁（1068—1077年）年间，由江陵府太守郑獬动用军工所建，堤址就在现在的迎喜街、解放路、中山路、民主街一线。后因经常溃口，基础破坏严重，至明正德年间（1506—1520年），又于郑獬所筑堤防之南再筑新堤，也就是今日的荆江大堤从观音矶至文星楼的这条堤段。经过历朝历代的发展，到民国，这条堤街已是房屋栉比、商贾云集、店铺林立、只见房屋不见堤了。民国政府为这条堤街重新取名为大同一、二、三、四街。上起宝塔河至大湾为大同一街；大湾至拖船埠为大同二街；拖船埠至大慈巷为大同三街；大慈巷至文星楼为大同四街。特别是大同二街，是当时堤街上最繁华的地段，全市的山货、土产、锅铁、瓷器、香烛、雨伞、棉花、煤炭等店铺大都集聚在这里。这里毎天人流如织，不仅有本地的顾客，更多的是来自江南对岸和周围四乡八场的乡客。每年秋收后，是堤街这些店舗的生意旺季，隔江松滋、公安丰收了的棉农，在棉花行卖掉棉花，都要顺便在堤街上置办一些日用品和农具。秋收后又是农村为子女完婚的季节，乡下称之为过“期”，他们也在堤街的瓷器店里和堤下拖船埠街上为女儿置办一些瓷坛、瓷缸、金漆盆盘、马桶等嫁妆，一副担子装得滿满的。

除了商店、行栈，堤街上还有一些手工作坊如铜匠舗、铁匠舗、白铁店、裱糊店、酿酒作坊以及茶楼酒肆等等。全市最大的黄楚和铁匠舗，就开在我家的斜对门，小时侯，我常站在他们门口，看师傅们打铁，觉得挺有趣的。黄家的徒弟比较多，吃起饭来一大桌。黄家老板很厚道，特别是黄师娘，每个徒弟成人后，她都要为他们张罗找一房媳妇。黄家岀来的徒弟手艺过硬，解放后手工业搞合作化，黃家的徒弟大多成了合作社的技术骨干，大徒弟朱本立还担任了合作社的主任，黄老板的儿子黃显林也担任了合作社的技术员。

堤街上所住居民大多是土生土长的沙市人，也有来沙市谋生的外乡人，且是成帮成伙同干一行，如做木屐的湖南人，挑水卖的江西人，糊对联的汉阳人，做裁缝的黄陂人等等，他们与老沙市人和谐相处，各安生理。

因当时市內一些银楼、绸布、百货、海味等大的商号都聚集在中山马路，堤街上的生意人基本上是一些小商户和手艺人以及下力的劳动者，组成了一个小市民的群体，各行各业、鱼龙混杂，形形色色，三教九流的人都有。住在我家对面兼炸油条的李家茶馆就是其中的一家。店主人李顺兴亲自掌握油锅，平时一口烂话。旧时下层某些行业都有行业内的一些暗语，李兴顺也说得几句。有一次，我见他在门口与挑担鱼贩讨价还价，鱼贩说“旭佬”，李还价“交佬”；鱼贩让价“分佬”，李又说“毛佬”。鱼贩不卖，李说，我再添你个“吾佬”。于是两人成交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毎个暗语的笔划中都含有一个数字，旭就是九，即九角；分是八，吾是五……最后以“毛”加“吾”成交，就是七角五。李家除开茶馆、炸油条，还以茶馆为掩护，在房內开了个小鸦片馆。掌管鸦片烟生意的是内老板刘氏，街坊都叫她刘姨妈。刘精明、泼辣、大胆，说话带驴帯马，每次有小流氓来敲诈，都由她岀来对付。她与邻里关系处理得很好。解放初期，政府虽已禁烟，邻居们也都知道他家卖，因碍于情面，加之李家的儿子又是社会的混混，谁也不想招惹他，所以也都没人去掲发他们，相反遇到婴儿伤风感冒，还抱着娃儿。

大同一、二、三、四街全长约四公里，整个街道路面全用青石板铺成，因受堤顶宽度的限制，道路十分狭窄，大约只有三四米宽左右，可容三四人并排行走，或仅能通过一辆驴马车。我之所以有这个印象，是当时从赶马台运粮食下河的驴马车多从我门前经过；还有1949年7月，解放军渡江，炮车也是从堤上经过，经过时，路上行人都要向两边退让。再就是住在堤上的居民晾晒衣服，通常都是用一条长竹竿穿上衣服，将另一端伸向对门家的屋檐下和窗口处，让衣物横跨在街道上晾晒，我家也是这样。每当久雨初睛，沿街就象挂彩旗似的，晾晒着花花绿绿的衣服、床单，可见街道之狭窄。

道路虽然狭窄，但不减街市的繁华。那时沙市的市区很小，除了中山路、九十铺（今胜利街）、崇文街，商户最密集的街道就算是大堤街了。堤街的临街两旁，两层楼房一栋连着一栋，其中南面靠江边的楼房多为吊脚楼。楼下一层平时也住人，但每年汛期，逢到高水位年份，楼下一般都要进水，住在一楼的居民也都要将物件悬吊在房间顶上，一家人暂避到亲友家居住，退水后再搬回来，居住前还要清除屋内的淤泥。退水后，沿江护堤墙的石缝里和淤泥中，有时还躲藏着未及入水的螃蟹、小虾，我常同小伙伴们用竹杆或树枝去掏这些蟹、虾。

这是南面，而靠堤北面的房屋却另是一番风景。这些老式的房屋，大多是一些三、四进的深宅，有的房屋甚至从堤街一直延伸到堤下的另一条街巷。我家住的大同二街96号，就从大同二街通到民乐直街，共有五进之多。每一进房屋都有厅堂、正房、厢房、天井，进与进之间砌有封火墙。在第四进与第五进之间，还辟有一座花园。因是抗战时期，房屋的主人葛梅生老先生一家，为躲避日本兵和汉奸的骚扰，已避居到人口稠密的市中心区九十铺，房屋交我们为他看守。花园因无人打理，已经荒芜。父亲和大哥有时带着我到花园里去采摘桑叶和指甲草，在草丛中寻几个隔年生（头年遗落在地上的种籽，隔年生长出来）的瓜果。

葛梅生老先生，湖南湘潭人，在沙市开有一家名叫湘衡裕的纸号。沙市沦陷后，纸号被迫关门，改作行商，将湖南出产的土纸、鞭炮、瓷器运到沙市囤积起来，待价高时卖出；又把本地产的大米、黃豆运往湖南片售。他的大儿子葛光仁，抗战前曾是国民党宪兵，有一年，他回来探亲，父亲留着他不让走了，要他帮着打理生意。光仁年轻，处事开明，能接受新思想。他曾把住在附近的十多个穷家小户的小孩集中在他家里，买来纸笔，教孩子们学习文化，端午节还给大家照了一张合影照。日军侵占沙市时，沙市的一些富人逃难在外，他们将房产以贱价甩卖。光仁有远见，知日本兵侵占不会长久，便怂恿父亲以极低的价格买了好几栋房产。抗战胜利后，这些房产以原价的几倍、几十倍的増值，加上囤积起来的土纸、瓷器等货物也卖出了高价，葛家便成了沙市数得上的富户了。葛光仁素有实业救国的抱负，光复后又在沙市开了一家建华玻璃厂。

说到葛家，我还想到住在堤街上的叧一位相关的邻居胡君正。沙市沧陷后，胡君正曾当过几天警察，沙市光复后租用葛梅生的房子在堤街上开了一个土产行，卖草纸、红糖等，于是我们便成了同住一栋屋的邻居。胡君正当时大约三十多岁，成天戴着一副墨眼镜，还拉得一手好胡琴，平时嘻嘻哈哈的，人缘不错，还当过两年保长，虽是兼职，他却把它当成了一回事，还亲笔写布告，具体内容已不记得了，但最后一句现在还有印象：“凡我保民众，须一体知照。”一个小小的“业余保长”’还正儿八经地玩起公文来，大家都感到好笑，于是人们联系他平时喜管闲事、爱折腾的性格，又以其胡姓，给他取了个绰号：“胡闹”。

胡君正有个儿子叫胡恒永，小时十分顽皮，爱恶作剧，我曽看到他把尿撒在人家小孩身上。他八九岁时，他父亲让他拜了一个武术师傅，学了几手拳脚，颇有一些力气，我比他大一岁，同他扳起手腕来，每次都是被他圧下去了，而且没有一点还手之力。因他与其父性格多有相似，街邻也给他取了个诨名，叫他“小胡闹”。

1952年堤街拆迁，堤上的居民各奔东西，我们与胡氏父子己再无往来，直到上世纪的九十年代，一天，我偶然在沙市地方志办的《荆楚纵橫》杂志上看到了有关胡君正老先生的一篇文章，说他在老年喪偶、十分孤寂之时，突然来了一个湖南女子投奔他家，相处了三个多月方才依依惜别。文章戏说这就像现代版的《天仙配》，胡老爷子遇到了天上掉下来的“七仙女”，有个百日姻缘。以我所了解的胡老先生放荡形骸的性格，这个故事应该是真实的。

至于他的公子胡恒永的情况，我也是从朋友的一篇文章中看到的。文章说他在大学读书时，因管不住自己的嘴巴，被打成“学生右派”。毕业回沙市后，因头上戴有“右派”帽子，找不到工作，幸亐他有一把力气，在搬运队当了一名搬运工，直到1978年落实政策，才在沙市教师进修学院当了一名老师。他不改自己的性格，恃才傲物，放纵任性，给学生讲课，他从不带课本，更没有备课本，讲起课来，哪怕是中国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，他也口若悬河，学生们听得津津有味。平时和三五朋友柤聚，也多是听他的，他除了引经据典，还不时说几句粗话和插一点荤段子。一年，正月初六，胡恒永与人赛诗，约定由来宾自由出题，限定他们两人各在三分钟内做完交卷。来宾中有人举手：“我来出个题，《我与生活》。”胡未多思索，提笔就写：“琴棋书画诗酒花，当年件件不离它。如今七样全改变，油盐柴米酱醋茶。”这时，有人看到客厅的墙壁上挂有一幅画，画上有两头牛在顶角，遂出一题：《西班牙斗牛》。在限定时间内，胡恒勇又交了卷：“栏杆内外血与沙，火树银绸耀眼花。斗士自有好身手，英雄豪杰是我家。”这天共赛诗6首，兩人都按时完成，未分胜负。大家都称赞他俩文思敏捷，即兴赋诗，能出口成诵。

讲了他们的故事，再回到堤街上来。

老堤街房屋一栋连着一栋，又多为砖木结构，所以最怕火灾。1947年，大同二街拖船埠附近发了一次大火，烈火从堤下烧到堤上，烧了好多店铺和居民住房，惨不忍睹。此次火灾后，除堤下盖了一座小小的观音庵，堤上原址上再沒有重建房屋，留下了一大片空敞地，我们叫它为“火场”。住在堤街的小孩们当时没有什么地方玩耍，平时除了在江边比赛扔石块，结伴在大堤西段爬宝塔，“火场”就成了孩子们在这里集中玩耍的地方，“跳房子”、“打弹珠”、“打翻叉”、“划纸片”’还有“母鸡抱蛋”等等。时隔几十年，至今仍留有记忆。

因为除洪水灾害，火灾是这里居民最担忧的事，堤街的住户的防火意识都很强，不仅由大家岀钱僱有专门的更夫毎天夜间巡逻打铜喊话，提醒大家小心火烛，还以“甲”(居民小组)为单位，由每户没有

沙市既为长讧中游的一个重要淃口，沿江码头也特别多，解放前夕，从宝塔河到文星楼，沿岸共有白河套、堤工局、康家桥、拖船埠、谷码头、洋码头、柳林洲等十二个码头。这些码头，都是用青石条铺就的一级级台階，从江边直达江堤。

解放前，码头的管理实行的是封堻把头制，每个码头都有一两个封建头佬把持控制，对搬运工人进行残酷的剝削和压迫。当时的搬运工人分为“正式工”、“佃肩”、“拉荒”三种。“正式工”是指花钱找头佬买了“签子”的工人，在头佬那里有名册的。工人岀工用搖签的办法，“签子”上写有工人们的名字，摇到谁，就谁岀工，赚到的力资要分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给头佬，剩下的才是自己所得。“佃肩”和“拉荒”就更苦了，他们在码头上有出“签子”，靠给正式工顶替和做零星的笨重活为生，收入比正式工更少。

这些处于庍层的搬运工人，尽管饱受封建头佬的压榨，但都热心于堤街的公益活动，并乐于助人。有一年，我三四岁时，我所住的充作仓库的楼房突然坍塌，楼上堆放的成捆成捆的土纸圧在了我的身上，附近的搬运工人得知后急忙赶来十多人，把这一捆捆纸甩在街心。也是大难不死，幸亏一条巳被砸断了一支腿呈三角形的柏木长凳支撑在我身子上，他们急忙将我救了岀来。后来父母每讲到这件事，都不忘说一声感谢这些搬运大哥。

解放前，沙市没有官方的消防机构，只有民间的水龙公所，消防人员也由民间自行组织，充当消防人员大都为分布在各个码头的搬运工人。比如我所住大同二街的水龙公所，就设在双湖巷过街楼下的一个土地庙里。消防人员全由拖船埠的搬运工人充当。每遇火警，他们很快就聚集刭水龙公所，抬着水炮奔赴火场奋力扑救。他们没有任何报酬，大火扑灭后，有关部门给他们每人一根面签，到约定的面悺免费吃一碗面，仅此而已。所以，这些民间消防组织又被称为义勇消防队，他们的义务救火活动，被誉为“沙市民间的第一美德”。

除义务消防，每年春节和元宵节的街头民间文艺活动，所有的组织者和表演者，也都是清一色的码头工人。我所在的大同二街拖船埠码头，拥有一条红龙，一条白龙，其他狮子，高跷，採莲船，蚌壳精等样样俱全。除此，他们还别出心裁地用竹子和彩纸扎了一幅包面担子，迭了一个长得俊俏的青年工人扮作卖包面的女子，与人一问一答，边做边唱，饶有风趣。每年春节，表演队先在“火场”空地表演一番，然后沿着堤街，从大湾下堤，走中山路，穿胜利街，一路表演，伴着锣声鼓声，好不热闹。我们一群小孩嘻嘻哈哈地跟在表演队后面，一走几条街。岁月匆匆，时间虽已过了六十多年，但当年童稚时快乐无忧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。

（作者 邱声鸣为荆州日报原总编辑、高级记者）